三老者，何满子、来新夏、邵燕祥先生是也。他们都是浙江大同乡，都有几十年的烟龄，昔日吞云吐雾不分优劣，后来告别香烟毅然决然，不知能否给瘾君子们提供些许借鉴？
何满子（一九一九—二〇〇九）先生浙江富阳人，原名孙承勋，自称烈酒、香烟、浓茶、熬夜、不锻炼“五毒俱全”。他酒瘾大于烟瘾，酒名大于烟名，反右运动中被发配宁夏拉板车时，还偷偷摸摸拿酒精兑水喝，险些儿丢了身家性命。
满子先生一九三八年九月长途跋涉到革命圣地延安前就开始吸烟，八个月后他从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申请退学，辗转于西安、成都、衡阳、南京等地。他走到那里就吸那里的香烟，没有什么特别嗜好。文化大革命中，他们全家发配回原籍浙江富春江，满子先生托同事寄来卷烟纸，自己动手卷旱烟，吸得不亦乐乎。
满子先生花甲之年才平反回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，最初凭票买牡丹牌香烟，市场放开后以吸红双喜牌香烟为主，烟朋酒友送来的中华、熊猫、芙蓉王等高档香烟也偶尔吸吸。但他只吸烤烟型牌香烟，不吸万宝路（美国）、剑（美国）、长寿（台湾）等混合型牌香烟。满子先生晚年患慢阻肺呼吸困难，靠吸氧调理身体，医生劝他赶快戒烟，他一狠心，吸了七十多年的香烟就这么戒了。自此直到去世，他一年半时间里没有碰过一支香烟。
来新夏（一九二三—二〇一四）先生浙江萧山人。他读辅仁大学时就开始吸烟，用过旱烟袋，用过老烟斗，也用过报纸卷烟。他烟瘾很大，有时一天两包还不能到夜，所以只能吸恒大、长城、前门等中档香烟，才能保证数量过足嘴瘾。
来先生课间休息的头等大事就是吸烟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烟没有过滤嘴，来先生这支香烟快吸完了，立即掏出另一支捏把捏把套在上面接着吸，无需另外“点火”。同学们就这么围着他问三问四，来先生也就这么一支套一支，边吸边热心回答同学们提出的各类问题，直到上课铃声响起方才熄灭。
“四人帮”垮台后一段时间，南开大学老开大会。来先生有自己的“固定”座位，他一坐下就从口袋里拿出小圆盒打开，再拿出一张纸，从里面掏出烟丝卷烟。那时会场没有禁止吸烟之说，吸烟的教授自然而然，被动吸烟的师生们也见怪不怪。
一九八二年底，来先生赴武汉参加全国地方志会议，大名见报了，一个多年未曾谋面的亲戚找上门来，带他到他们医院检查身体，零部件都很好，但亲戚劝他最好还是把烟戒了。他谨遵医嘱，说不吸就一支不吸了。不久，来先生出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，大家开玩笑说他有先见之明，不然堂堂馆长大人带头吸烟成何体统！
邵燕祥先生一九三三年六月出生于古都北平，祖籍浙江萧山，他什么时候开始吸烟已模糊不清，但何时戒烟却记得一清二楚。
一九九一年五月七日，邵先生晨起吸烟，发现烟叶变质，满嘴苦味，便将烟盒往垃圾桶一扔，从此不再吸烟。历史上的此月此日，毛泽东有“五七指示”，各地有“五七干校”。邵先生从“五七”开始倒霉，又从“五七”中得到教训启示，所以这个日子像电脑程序一样输入他的大脑永志不忘。
邵先生写东西时从不吸烟，怕天女散花般的烟灰影响写作情绪，这一点和许多作家们有很大的差别。他初当烟民是“被迫无奈”，同事们丢烟过来，他不好意思拂了人家好意，只好勉强吸几口。后来下放河南“五七干校”，觉得有来无往非礼也，开始自掏腰包买烟回敬“校友”，劳动强度越大，香烟互动频率越高，什么黄金叶、恒大等饥不择食。气酒闷烟。文化大革命中，邵先生的母亲劝他多吸吸烟。母亲知道儿子心里苦，又不愿意向他人倾诉，也不敢向他人倾诉，所以鼓励他多多吸烟解闷，她才不管什么吸烟有害身体健康呢。如果读者有心，你就会发现邵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拍摄的照片，有相当部分手中夹着香烟。
我母亲对待吸烟也持邵先生母亲的同样态度（其实时过境迁，不可同日而语）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回乡探亲，母亲见我戒烟了自言自语道：“跃华佬不吃烟哒人都没有这么威武了。”母亲蜗居山村，大字不识几个，没听说过“气酒闷烟”，但她觉得儿子吸烟才像个男子汉，不吸烟精气神都散了架。这种不计后果的母爱，如今的年轻人恐怕没有机会“享受”了，这是现代文明带来的必然结果。如果母亲健在的话，今年该八十晋三了，她发现吸烟后果如此严重，一定会改变自己的看法，不要满崽“威武”而要满崽“健康”的。哪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健健康康啊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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